朱元璋为什么要对大明才子痛下杀手？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这是明代著名诗人高启的题为“梅花九首”诗中一首。从中不难看出这位著名诗人的非凡的诗词造诣和出众的文人才情。而就是这样的一代才子结果竟落得个被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腰斩的悲惨结局，难怪高启被腰斩之后，要强撑着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

惨，惨，惨，这三个“惨”字既反映了高启对当今朝廷上这个当过放牛娃、做过和尚的农民皇帝的无以复加的蔑视之感，更表达了他对大明王朝打造血腥“文字狱”强烈无比的愤慨之情。那么，身为大明才子的高启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诗人？朱元璋为什么要对一个如此富有才情的诗人痛下杀手呢？

高启，字季迪，江苏苏洲人。元朝末年曾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明朝之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高启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颇负诗名，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并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也称“明初四杰”。其诗雄健有力，富有才情，开始改变元末以来缛丽的诗风。学诗“兼采众家之长”，取其精髓，自成一体，丝毫没有“偏执之病”。他独特的过人之处，就是能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而且摹拟什么就是什么，用清代著名文人纪晓岚的话说就是，“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因他盛年遇难，未能熔铸创造出独立的风格，实为中国古代文坛一大遗憾。

尽管高启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立的诗歌风格，但是他在明代的诗坛上还是作出的巨大贡献的，不仅后人尊称他为“明初诗人之冠”，而且历代诗评家也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纪晓岚就曾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清代铸铭文人赵翼也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一代伟人毛泽东干脆把高启称作“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思俊逸，风格多样，为中国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却被朱元璋一声令下被腰斩于南京城下，而且还要残酷地截成八段，这在中国历代被屠杀的文人中，无疑称得上是最惨无人道的一幕。那么，朱元璋为什么如此痛恨高启这位天才诗人，非要对他施以酷刑呢？

说起来，高启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因此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中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但他固辞不赴。虽被赐金放还，却让朱元璋对他产生忌恨。人才不为我用，必为他用。这也许就是朱元璋痛恨高启的发端。

高启返回吴淞江畔的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过着文人向往的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洪武六年，即公元1373年，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请求当地资深文人高启出面为其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以记盛事。高启念在家乡父母官的份上，推辞不过，便躬逢其盛，挥笔撰写了一篇《郡治上梁文》。谁知就是因为这一篇文章，不仅把苏州知府魏观推向了断头台，而且也株连了自己，使自己身陷“文字狱”的死囚泥潭。那么，一篇修复府治旧基的纪念性文章为什么会触动朱元璋的神经。

其实，说来这样的事情是不值一提的。当时，苏州知府魏观复建府衙的地方，原来正是张士诚宫殿的遗址。张士诚原是元朝末年另一支起义军的头领，并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自然是朱元璋的死对头，二人曾为争夺天下打得焦头烂额。后被朱元璋俘虏，因不投降而被杀害。魏观的举动无疑是在“兴灭王之基”，这还了得？朱元璋一怒之下，魏观就被推向了断头台。而在高启所作的《郡治上梁文》中，有“龙盘虎踞”一词，这无疑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朱元璋勃然大怒，“龙蟠虎踞”当为帝王所居之地，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于是，此文的作者高启便成了刀下羔羊。当然就此一词，也并非就能让这位开国皇帝咬牙切齿地举起屠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朱元璋必须将高启置于死地不可呢？

据《明史·高启本传》记载，“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郡治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举起屠刀，残酷杀人，很明显的是在“秋后算帐”。

当然，朱元璋起初并不是不喜欢高启，不然他就不会先让高启先入翰林做编修，后又要加封户部右侍郎了。朱元璋杀高启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因为高启不愿意听命于己。当然，高启在明朝开国之初对于朱元璋也是抱有一腔热望的。他在做翰林院编修期间，对于国家的统一，百废俱兴，心中还是洋溢着喜悦，并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他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无疑可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按说高启是可以前途无量的。但时间不长，高启便对朱明政权产生了厌恶。朱元璋在政治上的高压和杀戮政策，使高启望而生畏，惴惴不安。于是，高启就想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故乡，开辟一方自由自在的天地。

其实，朱元璋此时十分很欣赏高启。在修元史的过程中，他看到了高启的才华。这样的人才正是朝廷所需要的栋梁之才。两年之后，朱元璋下诏擢拔高启为户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的职位，而翰林院编修不过是一介御前文人罢了。可以说这样的晋级速度是惊人的，但令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高启竟然不仅固辞不受，而且连翰林院编修也不干了。当时朱元璋虽然不高兴，但朱元璋还是展现出一代帝王少有的大度：赐金放还。

然而，放还归放还，追究归追究，事后朱元璋还是命人分析高启的所有诗作，从而找出欲加之罪的蛛丝马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于是高启的诗作里的一些诗句都成为攻击朝廷、大逆不道的罪证。高启有《题宫女图》一诗：“女奴扶墙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廷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高启早年的《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之句，当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龙虎苦战斗”之时，谁是龙？谁又是虎？而最令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是，高启竟在《太白三章》里说：“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这不是嘲笑当今皇帝放过牛、做过和尚吗？

朱元璋嗜杀成性，他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都敢下狠手，他还会饶过一个令他扫兴的文人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朱元璋到底就找了“龙蟠虎踞”这么一个理由，把高启致于死地。其实，“吴中四杰”无一幸免地先后都死于朱元璋的手下，只是高启死得太惨，让人不寒而栗。

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位不合作、不给面子，多次用诗文来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一点一点死去的。历代“屠夫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

高启，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九岁、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而让人更感觉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无疑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文人学士发出的最为明确、也是最为严重的高压警告。也正是这种警告使明初”文字狱”越演愈烈，以致造成长达十三年之中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结果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这十三年，成为了明代文坛最黑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