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战乱是否和天象有关？

一个巨大危机出现之前，其中往往蕴藏了无数个小的危机。也就是说，任何情况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上战乱最频繁、竞争最激烈的十六国时期的到来，就是最好的验证。司马氏政权在北方的终结，其实早在八王之乱时，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当时的西晋朝，简直乱成一锅粥，各个分封王侯全都瞄准了皇帝的宝座，捋胳膊挽袖子的大打出手，再也不记得什么守土有责，导致中原混乱、外防空虚。这就在客观上给了周边以可乘之机，最后晋室终于把自己赔了进去。

匈奴人刘渊是最先起事并问鼎中原的。他称汉王建立汉国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304年，习惯上被认为是十六国时期的开始。几乎与他同时称王的，还有当时一个流民的领袖，巴氐人李雄。匈奴当年被曹操分为五部，但之间相距并不遥远，便于联合。况且，匈奴人本就有着复国的梦想，怀念着昔日的辉煌，他们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奇怪。而流民流向蜀地，也渐成规模，建立政权，也是大势所趋。

刘渊和李雄，是最早建立政权的人，却不是最先起事的人。早在他们之前10年，西晋的边境就已经开始躁动了。晋惠帝元康四年，亦即公元294年，当时也是一个匈奴人叫做郝散的，举行了暴动，“攻上党（今天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晋城一带），杀长吏”，整得很热闹。但这种类似饥民抢粮的突发性暴动，并不能持久，郝散很快被攻杀。元康六年（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联合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一带）一带的马兰羌人和卢水胡人一起反叛，攻占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这次起义不像郝散那般仓促，队伍发展很快，响应的人很多，一时间“秦雍氐、羌悉叛”。渐成一定规模之后，共同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起义军攻城略地，直接威胁关中。齐万年当时还“僣号称帝”，影响很大。太子洗马江统为此专门作了《徙戎论》，并上表朝廷，要求将这些少数民族“还其本域”（《晋书》）。

这场战祸持续了四年之久才被平息，关中一带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略阳、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通鉴》）。这些流民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流民越聚越多，“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于是又流向蜀地，给成汉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太安二年（303年）五月，义阳（今河南信阳）人张昌举兵反叛，拥立丘沈为主，“伪号汉”，史称丘汉政权，一度“陷江南诸郡”。临淮（今安徽凤阳）人封云也举兵呼应，“自阜陵寇徐州”（《晋书》）。

人祸总是和天灾相辉映的，二者有时可以互相转化。流民也好，起义也好，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吃饭问题。要想有饭吃，就要有好的收成，就要有好的生产秩序。可巧的是，晋末的自然灾害似乎也特别的多，这些灾害的发生，无疑又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社会越动荡，生产也就会越遭破坏，这又使天灾带来的灾祸变本加厉、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我们只要简单看看晋末十几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就会感到怵目惊心。
永平元年（291年），“冬十二月辛酉，京师地震”；
元康二年（292年），“冬十一月，大疫”、“沛国雨雹，伤麦”；
元康三年（293年），“夏四月，荥阳雨雹”，六月，“弘农郡雨雹，深三尺”；
元康四年（294年）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寿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城府及百姓庐舍”；六月，“寿春地大震，死者二十余家”，“上庸郡山崩，杀二十余人”；秋八月，“上谷居庸、上庸并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京师及郡国八地震”；
元康五年（295年）六月，“金城地震。东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风，坏庐舍”。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十月，“丹杨雨雹”、“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
元康六年（296年）正月，“丁丑，地震”。三月，“东海陨霜，伤桑麦”。五月，“荆、扬二州大水”。十一月，“关中饥，大疫”；
元康七年（297年）五月，“鲁国雨雹”。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
元康八年（298年）正月，“地震”。秋九月，“荆、豫、扬、徐、冀等五州大水”；
元康九年（299年），“京师大风，发屋折木”；
永康元年（300年），二月“大风，飞沙拔木”。十月，“黄务四塞”。十一月，“大风飞沙石，六日乃止”；
永宁元年（301年），“郡国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302年），七月，“兖、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十月，“地震”。（以上均见《晋书》）

自然灾害对生产的破坏很大，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骨肉相卖者不禁”，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许多地方还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除自然灾害和瘟疫外，还有人祸，如元康五年（295年）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武器库着火，不管是偶然还是故意，总归是人为的。这下损失惨重，朝廷又“新作武库，大调兵器”（《通鉴》），花费巨大，这些都让老百姓的负担加重。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异象出现。比如：元康五年（295年），四月，“彗星见于西方，孛于奎，至轩辕”。冬十月，“有石生于京师宜年里”，而在三年后的元康八年（298年）五月，“郊禖石破为二”，这就更增加了它的诡异性；
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彭城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
永康元年（300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见于南方”；
永宁元年（301年），“五星经天，纵横无常”；
太安元年（302年）四月，“彗星昼见”；
而公元304年到来的前夜，也就是太安二年（303年）的八月，“天中裂，无云而雷”。十一月辛巳，“星昼陨，声如雷”。壬寅夜，“赤气竟天，隐隐有声”。（以上均见《晋书》）

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但古代科技并不发达，自然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这些特殊天象出现，虽然在客观上不会造成什么损失，但如果和频频而发的自然灾害以及人祸相联系，在路卫兵看来，势必会增强人们对它的感知度。天，本来就是古人所顶礼膜拜的对象，魏晋之际，社会上又盛行玄学、易学，对天的崇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天象如此，自然就会增加人们的恐惧和不安，也就会产生一些人为的躁动和骚乱。到后来，人们甚至会将连年累月的人祸和战乱，解释为天意所为。

被这些天象所困扰的，也不只是老百姓，就连皇宫里也不例外。公元290年—304年，正是白痴皇帝司马衷在位期间，他在这几年里频繁更换年号，说白了就是为了顺应天意、讨个吉利。然而，晋末的丧乱已成蔓延之势，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战乱也好，都不是靠更换年号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