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中国最伟大盛世的两位“穷”宰相

缔造中国最伟大盛世的两位“穷”宰相

诗圣杜甫的《忆昔》为我们描绘了盛唐时期中国的富庶与强大，那注定是个梦幻般的时代，她几乎包括了中华民族所有的光荣与梦想，之后的一千多年间，无论处于什么朝代、什么政体，中国人都梦想着能够重新缔造一个如盛唐般伟大的盛世。

盛唐的顶峰无疑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它不仅是整个唐王朝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民普遍富裕，生活水平很高的年代里，执掌着国家大权、为缔造开元盛世立下汗马功劳的却是两位“穷”宰相。

开元初年，由于多次的宫廷政变，朝局十分的不稳，年轻的唐玄宗登位伊始就任命了三朝元老姚崇为宰相，卢怀慎为副相，力图有所作为。姚、卢两人虽脾气秉性截然不同，但配合的相当默契。姚崇早在武则天时期就展露出了过人的政治才能，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到了玄宗朝，他的治国能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至于卢怀慎则是一个胸怀宽广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及姚崇，所以每到大事多听从姚崇的意见，并极力配合好他。当时的人都称赞姚崇为“救时宰相”，而讥笑卢怀慎为“伴食宰相”，把他看作陪吃陪喝的角色。但正是卢怀慎这种甘当配角的精神，才使开元初年的政权高层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众臣群策群力，团结一致共同为国家效力。

虽然姚、卢两人有诸多的不同，但有一点两人是相同的，那就是两个人都是历史上罕见的生活在富裕的时代却穷的叮当响的人。他们的穷困从住房上就可见一斑。姚崇虽三朝为相，但在京城却买不起房子，只得住在离朝堂很远的郊外，由于经常工作到很晚，姚崇回不了家，只得在罔极寺借宿。后来，玄宗知道了姚崇的困难，就让他把家搬到四方馆，可姚崇却认为四方馆内存放了大量的国家机密文件，自己的家人住在那里是不合适的，就一直没有搬进去，仍然过着经常借宿寺庙的生活。至于卢怀慎的住宿条件比姚崇更差。有一次，卢怀慎生病了，开元时期的另外一位名相宋璟和卢从愿来探望他，只见他睡在一张单薄的破席子上，门上连个帘子都没有，正谈话间，风雨大作，卢怀慎只能将席子掀起来遮住自己的身体，到了吃饭的时候，卢家桌上只有两盆蒸豆、数碗蔬菜款待客人。临别时，卢怀慎还不忘握着二人的手说：“主上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然而在位年久，对勤勉稍有些厌倦，恐怕要有险恶之人乘机被任用了。你们要记住这些话！”

姚、卢两人的穷困与那个富庶的时代确有些格格不入，非是他们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他们有自己坚持的信仰。姚崇作为三朝老臣、宰相之首，长期手握重权，国家的许多重大政策都是由他制定和实施的，他只要稍稍有点动作，就足以使自己家财万贯了。至于卢怀慎兼任过主管官员考核任免的吏部尚书的职务，曾经玄宗派他去东都洛阳选拔干部，这本是一个肥差，但卢怀慎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就出发了。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能力的不足，所以时时处处留心为国家物色人才，在他临终的时候，向玄宗推荐了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代名臣。

古来的君主、大臣与百姓常常形成一个怪圈，即大臣为了荣华富贵，极力的逢迎君主，以失去自我为代价让君主满意，但却得不到君主的尊重，就是百姓也往往唾弃这种人；而忠臣虽能保持自己的节操，却常常不能得到君主的重用，或退隐江湖，或遭受迫害，这些人为百姓所敬重，却为时势所不容。那些既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又能为君主所尊敬，百姓所爱戴的官员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是凤毛麟角，而姚崇和卢怀慎就是这类屈指可数的人物。诚然这与他们处在那个千载难逢的盛世有关，但也与他们个人优秀的品质有关——处高位而不自傲，临大利而不贪腐，一心为公，不图私利。在两人临终的时候，姚崇要求自己的子孙丧事从俭，把生死名利看的很淡。至于卢怀慎生前就没有治过任何产业，领的俸禄都分给了自己的亲戚，如果不是唐玄宗赏赐给他家人一些财物，如何下葬都会成为问题。两个人几乎做到了“赤裸裸的来，又赤裸裸的去”，但是他们二人却把一个大唐盛世和为官、为人的佳话留在了世间。他们在物质上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穷”宰相，但在精神上却是无可争议的“富”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