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为何憎恨曹操？

曹操自生前开始，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宋代以前，固然已有若干毁曹人士，而誉曹派的势力也很强大。例如，写《三国志》的历史学家陈寿就称赞曹操能“总揽皇机，克成洪业”，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至于文论家当中，推崇曹操诗赋者，更是代不乏人。较有代表性的，南朝梁锺嵘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的话（《诗品》卷下）；唐朝元稹称赞曹操能“横槊赋诗”，“尤极于古”（《杜甫墓志》）。到了宋代，形势大变，毁曹派俨然成为舆论主流。其中，以理学家朱熹诋毁最为着力，口口声声骂曹操为贼。曹操诗歌中几次以周公自拟，朱熹便忿然道：“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到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论文》下）

其实，比朱熹早出生将近100年、思想兼取儒道释三家、诗文书画样样精通、为人处世以旷达著称的大文豪苏东坡，在评价曹操时，已经是典型的宋代观点了。《东坡志林》卷一“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记载了当时人王彭的如下一番话：“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东坡题跋》卷一“记王彭论曹刘之泽”，意思完全一样，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这个记载，我们可以读出如下两个信息：一是宋代民间说书（“说古话”）艺人在说三国时已经是采取“拥刘反曹”的立场了；二是苏轼是赞同王彭指刘备为君子、曹操为小人的说法的。王彭死后，苏轼为他写过哀悼词，对这位“颇知文章”的武吏，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那么，聪明绝顶、自称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为什么会如此憎恨曹操呢？他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呢？

苏轼在《论武王》一文中，十分清楚地道出了其中的缘故。

苏轼认为，武王不配称为圣人。因为，他武力伐纣是错误的。他不应该“……以兵取之”、“放之”、“杀之”，而应该等待纣王年老自然死亡，或者死于祸乱，然后，殷人去投奔他、拥戴他的时候，他再接受天下。他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倘若遇到董狐那样秉笔直书的历史学家，就会用“叛”、“弑”之类字眼描写他的行为。苏轼认为，武王之所以没有得到“弑君”的恶谥，被历代学者尊为圣人，原因在于孟子曾经替他辩护说：“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为此，苏轼对孟子大为不满。他认为，孟子背叛了孔子的思想，是“孔氏之罪人”。苏轼认为，孔子曾多次委婉地对商汤、武王表示不满。孔子说过的如下一些话：“大哉，巍巍乎舜禹也。禹吾无间然”，“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等等。这些话，都被苏轼解读为孔子在批评乃至谴责周武王。这《论武王》一文中，苏轼也提到了死后被汉献帝赐谥“武王”的曹操，他认为，荀彧是圣人，他开始时之所以出来辅佐曹操，是因为他以为当时只有曹操可以统一天下。荀彧辅佐曹操，原本是遵循王道即周文王之道的，即“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而不是曹操的主动谋取。苏轼认为，曹操“谋九锡”是造反行为。很显然，苏轼谴责周武王，就等于谴责曹操。

可见，苏轼之所以憎恨曹操，根源于他的忠君思想，这个思想的理论依据则是孔子的学说。结合苏轼称赞杜甫的“一饭未尝忘君”之类言论，也可以说明，舒亶、李定、何正臣等御史摘录苏轼诗文句子，说苏轼对皇帝有不忠之心，最终酿成“乌台诗案”，的确是对苏轼的诬陷。苏轼，在忠君爱国上是一点也不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