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拿“农民的儿子”说事

　　安徽能源集团原董事长张绍仓在他的“悔过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印象中，不少官员在犯罪之后悔过时都有这样的表述。王昭耀在法庭上说：“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孟庆平说：“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胡长清说：“我出身于穷山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等等。这些贪官这样表白的潜台词，既有对自己作为寒门子弟，能够走到高官职位不易，想得到法庭与组织的谅解与从轻发落的期盼，也有对自己“昨嫌破袄寒，今嫌官服长”巨大心理落差的悔恨。
　　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农业大国，人口中占了绝大部分的是农民。城乡二元结构的分立，使得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信贷的政策倾斜，首先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我国农民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整、支持国企改革、稳定城市社会安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农民依然是我国当今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因此，农民儿子这样的出身，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优越的政治资源和特殊的关系背景，他们的成功，应该说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与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过十分突出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一步一步地走上更高级的领导岗位。从这个角度上讲，农民儿子的品质应该是优秀的。按照人们普遍同情弱者的心理，作为弱势群体农民的“儿子”出事，确实也有值得人们同情之处。这也难怪这些贪官落马之后会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道理上的应然并不能代替社会生活的实际。制度一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使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再完美，也难以逃脱会被腐蚀的命运。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权力论》中指出：“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中外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道德的自律作用尽管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人性的弱点所致，道德的自律最终也是靠不住的。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不管是总统的儿子、富翁的儿子还是农民的儿子，都可能会被不加制约的权力魔杖所伤害。辽宁贪官幕绥新在狱中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正是这种“上级不容易监督、同级不愿意监督、下级不敢监督”，使得我们党民主决策的机制在一些地方成了一纸空文，也注定了一些领导干部最终会走向犯罪的道路。
　　卡莱尔·福特·朗格指出：“制度提供尊重别人行动的保证，并且在复杂而不确定的经济关系世界里带来秩序和稳定。”制度不相信品质，然而，它却可以培养和规范良好的品质。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背景下，我们绝不能一厢情愿地期冀依靠个人道德的自律来杜绝官员的腐败落马。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们同样不应该完全相信品质，因为品质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在监督制约机制缺失的不良的制度下，即使是好人也难以避免会被没有制约的无上权力宠坏，从而做出坏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因监督约束机制的缺位而让原本优秀的政坛官员落马，实在不仅仅是腐败者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悲哀。值得欣慰的是，前不久我国已经成立了预防腐败局，开始从源头上治理官员的腐败问题。诚如是，则不仅可以减少官员腐败案件的发生，也可以使得农民儿子官员落马后不再拿“农民的儿子”说事。这样无论于国于民，无疑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