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尸还魂“偷”天下的匈奴第一人

借尸还魂“偷”天下的匈奴第一人

五胡乱华，最先问鼎中原的是匈奴，其始作俑者，便是汉赵国的第一任皇帝刘渊。所谓“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魏书》用了短短的16个字，便再现了西晋灭亡、北方沉沦的历史往昔。刘渊通过借尸还魂的伎俩，如愿以偿的“偷”取了天下，实现了匈奴在中原的霸业，更完成其先祖冒顿一生未竟的心愿。在我看来，刘渊的称帝，让中原不再仅仅是汉人的天下，也让异族在中原立足称霸成为可能。在他之后，五胡诸族如法炮制，粉墨登场，走马灯似地在北国建立起十几个大小不等、实力不一的割据政权。

中原以外的民族，可以说无时不在觊觎着中原的富庶与肥美。中原的文化源远流长，在他们内心，一直是充满着无限的尊崇与渴望，与中原发生联系最早、影响最深的匈奴族，则尤其如此。冒顿实现了匈奴的鼎盛辉煌，却并未完成主宰中原的超级梦想。匈奴经历强盛、分裂、归附，最后成为中原的附庸，东汉末年，曹操又“分其众为五部”（《晋书》），由汉人统管，以弱其势。自此，一直困扰中原的匈奴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匈奴也进入了一段短暂的、相对平静的历史休眠期。

饶是如此，匈奴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问题。匈奴部族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到了东汉末期，已慢慢接受中原文化的匈奴，种族日益繁盛，发展很快。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仍念念不忘先祖昔日的辉煌。看看刘渊起事之前，刘渊的叔祖父，当时匈奴五部的右贤王刘宣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通鉴》），其内心，对匈奴彼时的处境是愤愤不平的。这不是刘宣一个人的想法，他应该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匈奴人，特别是匈奴贵族的真实思想。而最终将他们这种理想变为现实的，便是刘渊。

刘渊，字元海，生年不详，死于公元310年。堪称冒顿之后，匈奴族的又一位佼佼者。刘渊外表“姿仪魁伟”，长相不俗。而且“猿臂善射，膂力过人”（《晋书》），颇有其先祖的遗风。刘渊不但善武，而且能文，他从小很好学，曾“师事上党崔游”，“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而“《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是位充分接受中原文化浸染、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匈奴人。

刘渊的父亲本是五部的左部统帅。刘渊继承父业后，“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管理的头头是道，颇有些政治手段，以致当时“五部俊杰无不至者”（《晋书》），仰慕其名前来归附的人很多。不过刘渊虽有官职，人却一直在洛阳当侍子，也就是人质，才能并不能尽显。这也能看出，当时的朝廷对匈奴一族，一直是存有防范之心的。西晋末年，外戚杨骏辅佐朝政时，为了拉拢刘渊，又封其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八王之乱期间，成都王司马颖掌握实权后，又封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但也没让他回到五部故地，而是派他到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境内）领兵。

匈奴是成长在马背上的行国，“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汉书》）。为了生存的需要，每天与恶劣的环境和凶猛的野兽打交道，这让他们具备了战场拼杀的先天素质，民风彪悍，打仗勇猛，而且“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很有些游击的风格，极不好对付，这也是中原一直为之头疼的原因之一。但他们也有自己致命的弱点，就是部众分散，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很难将他们聚拢起来，形成合力。当年冒顿的强盛，便是部族统一的结果。而刘渊的出现，让匈奴再次演绎了辉煌。匈奴虽分五部，相距并不遥远，“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晋书》），也就是现在山西北部一带，这就在客观上给刘渊重新聚拢五部提供了可能。

晋末中原大乱，再次给匈奴创造了机遇，让他们的梦想不再虚幻。匈奴本就有着挫败中原的辉煌成就，看到中原大乱，于是五部匈奴开始蠢蠢欲动。刘宣秘密召集五部上层贵族，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派人秘密通报刘渊。刘渊表面不动声色（这也足见其城府之深），却暗暗思索如何金蝉脱壳，尽快回到五部聚居地。他曾找过几个理由，比如“请归会葬”（《通鉴》），要回去奔丧，按说这理由没得挑，但司马颖始终也没答应，可见司马颖对匈奴问题也是很敏感的。

然而百密一疏。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后来幽州都督、安北将军王浚、东瀛公司马腾起兵反抗司马颖，军情紧急，刘渊趁机游说，说可以说服匈奴五部前来助兵。其时八王混战，兵力不足，便多雇佣五胡的兵力（这也是五胡乱华的一个客观原因）。当时王浚军中便雇佣了鲜卑和乌桓的兵将，战斗力很强。无奈之下，司马颖只得答应刘渊，没想到却是放虎归山。刘渊一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便继位大单于，建国号为汉。一时“胡、晋归之者愈众”（《通鉴》）。从此刘渊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借尸还魂，开始了他“偷”取天下的霸业历程。

借尸还魂，有点像现在股市中的借壳上市，旧瓶装新酒。也就是三十六计中说的“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刘渊借用的是早已灭亡近百年的汉王朝的“尸”，还复的是匈奴昔日强盛的“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通鉴》），我们是大汉朝的外甥，娘家人，向来以兄弟相称，兄长死了，弟弟继位，理所当然！

之所以说刘渊“偷”天下，在路卫兵看来，是因为他掩盖了攫取天下的野心。一方面，他以汉朝外甥自居，在舆论上占据先导。外甥一说，源自冒顿，“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晋书》）。这也能看出，不管匈奴在军事上如何强盛，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是自卑的，他们对中原是仰慕和崇拜的。匈奴后世子孙“冒姓刘氏”，能和汉室攀上亲戚，觉得这是很体面的事。既然是汉室的宗亲，那么兴复汉室，主事中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其实兴复汉室云云，不过是刘渊的鬼话，也没见这个外甥多听舅舅的话。

另一方面，刘渊冒用大汉的旗号，在视听上占尽先机。刘渊称帝后建国号为“汉”，也只是想迷惑人心，还煞有介事的“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通鉴》），大祭汉朝先祖。如此大张旗鼓的作秀，便将抢夺天下的真实用心，变成了所谓的家事纠纷，引开视线，淡化本质。刘宣等人要他干脆称帝，刘渊说“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王”（《通鉴》）。刘渊在这上面是花了心思的，他并不是不想称帝，而是在寻找更合适的机会。

刘渊之所以煞费苦心的“借尸还魂”，在路卫兵看来，这是当时的形势需要。匈奴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原为敌的强悍民族，始终受到官方的排斥，他们头脑中固有的思想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江统《徙戎论》）。尽管后来匈奴衰败，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原王朝一直害怕匈奴再兴，而威胁到其政权的巩固；中原的老百姓对匈奴，也同样持排斥态度，匈奴是游牧民族，少有农耕，便会经常掠夺、骚扰内地汉人，矛盾经常激化。比如东汉末年，匈奴“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后汉书》）。又如董卓作乱时，匈奴“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晋书》）。所以，即使在民间，这种胡汉矛盾也依然很深。

汉人一直是中原的主宰，是正统。所以刘渊要想实现称霸中原的野心，当时在形势上、条件上并不完全成熟。人们的认识也总会有一个过程。汉人可以和匈奴杂居相处，共同劳作，然而绝对不会欣然接受一个异族统治者的统治，这个“结”很难解开。刘渊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先就要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最大限度的聚拢人心，才不至于一开始便成为众矢之的。后来随着五胡的大举涌入，执政中原已是家常便饭，人们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汉赵国前期叫汉，后期叫赵，不再借用汉室的躯壳，便是这种观念转换的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