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打仗需要什么样的指挥家？

中国人打仗需要什么样的指挥家？

西晋王朝经历短暂统一之后，便迅速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五胡涌入，北方进入多国纷争的乱世。司马氏在北方的统治终结后，琅琊王司马睿偏安江南，是为东晋。在随后100多年的时间里，东晋朝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北伐，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最早、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祖逖的北伐。北伐军成效显著，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失地，令当时风头正健、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后赵皇帝石勒心生胆怯，以致“不敢窥兵河南”（《晋书》）。


祖逖北伐顺利，有着当时特定的原因。彼时异族入侵所激发出的民族矛盾刚刚开始白热化，中原沦陷的现实还没有完全形成固定的影像，民众光复中原的士气尚足。就像两人打架，气头上显得气力甚大，等过几天，气消了，也就没有当初的冲劲了；而汉族之外的五胡（最初是匈奴、羯胡），刚刚入据中原不久，尚处在征伐占领阶段，在政权上立足未稳，还没有形成稳固的统治。特别是汉赵后期，匈奴又起内乱，羯胡人石勒也趁机自立，五胡之间又起纷争，尚未形成较为凝聚的合力。在这种形势之下，祖逖的北伐军能够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任何大的历史事件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祖逖的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应该说主客观的因素都有，但在路卫兵看来，其失败的根子，在于祖逖不懂政治而又触犯了两个政治上的大忌。可以说，祖逖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军，但绝非一个精明强干的政客。


说祖逖不懂政治，是因为他当时并未摸清东晋高层的意图。换言之，祖逖当时的想法与东晋高层大相径庭。祖逖上书北伐时，司马睿还未称帝，但此时北方已经开始沦陷，司马睿“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晋书》），趁着乱乎劲去经营江南，其实已萌生称帝之意。如果祖逖真能光复中原，司马睿并不是合法接班人，所以他从心里根本就不想北伐。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晋愍帝（西晋末帝）曾派人诏告司马睿，让他出兵增援中原，北方战事那么紧，关乎晋室存亡，结果司马睿“辞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通鉴》），就明说了，我这忙，没时间，早已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可以说司马睿当时的心思全部在当皇帝上，祖逖上书北伐无异于添乱。


但是司马睿为什么又最终同意祖逖北伐呢？这完全是出于政治舆论上的考虑。作为司马家族的一员，可以找种种理由拒绝出兵，但是有人主动请缨，请战者又非来自朝廷内部而是民间，就要另当别论了。当时南迁的民众“皆有归本之心”（《晋书》），祖逖其实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民众的思潮，如果拒绝，就会失去人心，祖逖所率“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到江南后“多为盗窃，攻剽富室”（《晋书》），不安排点事做，社会治安状况很难保障。让他们去北伐，也算是对这种社会矛盾隐患的一个疏导，还能顺应民意，得到民众支持，一举两得。于是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拨了一千人的军需物资，也就是意思意思，而“不给铠仗，使自招募”（《晋书》），不派军队，也不发铠甲兵器，让他自己想办法，这哪是支持呀，连装备都没有，去和猛如豺狼的胡人打仗，那不是去送死吗。


说祖逖不懂政治，还表现在他对江南政治局势的不了解上。司马睿退守江南，想安安稳稳当皇上，跟随他的人也都有偏安思想，所谓“睿参佐多避事自逸”（《通鉴》），无疑在大多数人的思想里并无征伐之念，只想过些逃避乱世的安逸生活。况且这些人大都是士族门阀，初到江南，面临政治上的重新洗牌，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快站稳脚跟。事实上，当地士族并不怎么买这些人的账，跟随司马睿下江南的，多是“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通鉴》），是些丢官弃地的主，颐指气使的指挥当地人，人家能舒服吗！于是“吴人颇怨”（《通鉴》），其间的矛盾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吴兴太守周氏一族势力很大，连司马睿都“颇疑惮之”（《通鉴》）。周氏想“谋诛执政，以诸南士代之”（《通鉴》），想消灭当朝的权贵，换之以南方士人。虽然最后事败被杀，然而足以说明当时的政局是很不稳定的，朝中上下谁还有心思去想北伐呢。因此祖逖北伐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既然不懂政治，就难免会犯忌。祖逖犯的两个政治大忌，最终让朝廷对他产生了不信任。祖逖北伐成效显著，这就让当朝者很不爽，老百姓都拥护祖逖，反趁的朝廷无能。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政治上用人，需要的是能驾驭操控的乖宝宝，不怕你无能，就怕你张扬。祖逖死后，“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晋书》），像死了爹妈一样，纷纷给他立祠堂，可见当时祖逖的威望不是一般的高。都说你祖逖好，皇上往哪摆？朝中大臣面子往哪搁？功高盖主向来便是政治大忌；


与后赵结好，是祖逖犯的另一个大忌。后赵王石勒看到祖逖人心归附，每日“练兵积谷”的士气正旺，很是害怕，“乃下幽州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通鉴》），到祖逖老家替他修缮祖坟，还派了两家人守墓，以讨好巴结祖逖。“逖闻之甚悦”（《晋书》），还派去使者，“赠以方物，修结和好”（《晋书》）。祖逖也许出于战略考虑，或是出于义之所在，但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皇上和整日喝茶谈天的朝臣们，并不知道你祖逖咋想的（估计祖逖也不是个勤汇报思想的主儿，和上层也缺乏沟通），难免有通敌之嫌。况且祖逖的兵不是皇帝派的，是自己招募武装起来的家兵，这就让朝廷坐上了没底的轿，你越强大，它会越不舒服。于是派戴渊过来做他的上司，牵制他、监督他，祖逖因此“意甚怏怏”（《晋书》），最终忧愤而死。


祖逖的行为可歌可泣，我们不否认，但也不能就说他没有一点私心。《晋书》对祖逖的评价“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是说其意在乱世立功，想“成名一时”。当然这也可以理解，祖逖本出身“世吏二千石”（《晋书》的士族之家，因战乱流亡江南，即便想通过立功而达到仕途腾达的目的也无不可，只是稍显急功近利了些。要不朝廷派个上司过来，他也不至于生那么大气呀，都是给皇上效力，你干你的就行了呗，你还不服管是怎么的？不服管还不如当初直接单干，还上书请示个什么劲啊！


总而言之，祖逖是个能征惯战的武将，是个热血沸腾的好男儿，但并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要想成事，光有一腔热血、满腹经纶不行；只懂上马杀敌、下马写诗也不行。你纵有天大的本事，能让百姓归心，能令敌军胆寒，搞的轰轰烈烈红火热闹，上层不支持不给劲，最终也只能留下壮志未酬的遗憾，祖逖吃亏就吃亏在这里。中国的事情向来讲究温火慢炖，看劲儿来，着急哪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