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的“官二代”：曾经显赫一时 结局各不相同

唐帝国的“官二代”：曾经显赫一时 结局各不相同

“官二代”问题并非始自今天，可以说由来已久。唐代贵族后代中有卓荦不凡之士，也有猥琐平庸、为非作歹之徒。为什么同样生在崇尚诗书礼乐的贵族之家，日日锦衣玉食，最后走上的却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我觉得首先与家庭环境、社会影响、政治因素等有关系

“官二代”是相对于“F二代”和“贫二代”的又一个网络新词。其实，“官二代”问题并非始自今天，可以说由来已久。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古代尤为严重，我们在史书中最常见到的，便是官员后代打着老子的旗号升官发财、纵情声色、欺男霸女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官二代”的身上，但追根溯源却或多或少与官员本人有关。一些人混迹官场多年，沾染了一身坏习气，这肯定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官员，他们几代都可谓是贵族，官居显赫，清正廉洁，但是后代子孙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家族蒙羞。这种现象既让人义愤填膺，又让人唏嘘感叹。

唐朝三百年，曾经出现过几百位将相（指宰相、三师、三公以及两唐书所列的地位崇高、品级在六部尚书以上的武将），他们叱咤一时，一度成为左右唐朝命运的关键因素，称得上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处庙堂之上，左右朝政。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朝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价值取向影响下，这些贵族的后代们也都先后步入仕途，取得大小不同的各种官职，成为惹人注目的政坛现象。那么，这些贵族后代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仕途的呢？他们在政坛的表现又是怎样，最后的命运又如何？

李德裕：唐代贵族后代中的旗帜
在唐代政坛的贵族后代中，有一部分人特别引人关注，他们奋发有为，凭借顽强的努力和强大的实力，建功立业，出将入相，取得了无愧先人的成就。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应属唐朝后期的李德裕。

李德裕是唐文宗、武宗朝宰相，是唐武宗最为倚重的大臣。李德裕的父亲是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皇权不振，唐德宗时期曾力图矫正，结果反叛频起，最后只得姑息容忍。宪宗上台后，决心改变现状，重振唐朝雄风。李吉甫一向主张加强中央权力，反对分裂割据，于是受到宪宗重用，先后两次被任命为宰相，成功地辅助宪宗抑制了地方势力的过分膨胀。

李德裕步入仕途是在27岁那年，当时靠着父亲的荫庇，被授予了一个校书郎的小官。但李德裕能够位极人臣，则主要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据历史记载，李德裕少年时代，就“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和《左氏春秋》”，“年才及冠”，已经“志业大成”。李德裕写得一手好文章，唐穆宗时期，“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长庆年间，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此前浙西曾发生过兵乱，其时“军旅浸骄，财用殚竭”，李德裕到任后，“俭于自奉，留州所得，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如此两年之后，军事力量就恢复了。可以说，正是自己非凡的能力和突出的政绩，使李德裕最终脱颖而出，登上相位。

而为相之后的李德裕，其所表现出的才干和魄力更是庸碌之徒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李德裕第一次为相在唐文宗大和年间，仅一年多便被排挤出局。文宗去世后，唐武宗登基称帝。武宗对李德裕一向非常赏识，迅即提拔他为当朝宰相。武宗上台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其先祖唐宪宗一样，都是藩镇割据。当时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其侄刘稹不经朝廷同意就擅自掌握泽潞军政大权，企图通过“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迫使朝廷授予他节度使的官职。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中央的权威，如果开了这个先河，各个藩镇都来效仿的话，中央的威信也就消失殆尽了。因此，李德裕不顾部分朝臣的反对，力主讨伐。为了坚定唐武宗的讨伐决心，李德裕还向唐武宗表示：“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请不累李绅、让夷等。”即愿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承担失败的责任。这种为了国家利益置自己的个人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但在古代官场上极为罕见，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当然，历史还是垂青李德裕的，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唐朝顺利平定了刘稹的反叛，加强了中央的权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是什么让贵族之家这艘船沉没
在唐代的贵族后代中，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声名狼藉，为官一任，统军一方，不是设法报效国家，造福军民，而是违法乱纪，叛国投敌，不但辜负了国家的重托，也辱没了父辈的名声，从而导致整个家族的没落。如果说贵族之家是一艘大船，那么我觉得他们就是这艘船上最具破坏力的危险品。这方面，房遗爱、宋璟诸子、张均、张垍，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房遗爱，唐朝太宗、高宗时人。其父房玄龄，贞观年间长期担任宰相，是唐太宗集团的核心人物和贞观之治的重要推手。史书对房玄龄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唐太宗这位“圣君”的“贤辅”，可以与古代贤人管仲、子产相媲美。房遗爱是房玄龄的次子，在他的身上我们却找不出丝毫乃父的遗风。他自小生长在富贵之家，学会的是好勇斗狠、花天酒地那一套。后来他娶了太宗之女高阳公主，而高阳公主也是一个娇生惯养、骄纵无礼的妇人，有一次为了让自己的老公取得嫡长子的地位，继承房玄龄的封爵，竟诬告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非礼自己。如此夫妻，同恶相济，后果可想而知。直到有一天，朝廷竟发现，房遗爱、高阳公主还有更不可告人的秘事：谋反！这当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房遗爱被处死刑，高阳公主被赐自尽，房遗爱诸子被流放岭南，连已经故去的房玄龄也遭连累，停止配享太宗之庙。

宋璟是唐朝在贞观名相房玄龄、杜如晦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名相，在唐玄宗统治时期，他与姚崇一起辅佐玄宗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对宋璟，史书评价甚高，认为他为政守正，“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宋璟有子六人：宋昇、宋尚、宋浑、宋恕、宋华、宋衡，这六个人凭借父辈的荫庇，都曾获得过一定官位，什么太守、御史中丞、采访使等等，大都属于今天省部级的高官。然而，考察一下他们的行迹就会发现，宋璟的这六个儿子真堪称不肖之子，几乎人人不乏浮名，个个都是混蛋！天宝年间，宋浑、宋恕、宋尚都因为贪赃枉法而流放，宋华、宋衡也因此而获罪。除长子宋昇外，宋璟诸子没有一个不是为害一方的贪渎之徒，难怪《新唐书》感叹“广平之风衰焉”。

张均、张垍，唐玄宗、肃宗时人。其父张说为开元年间著名宰相，是唐玄宗最信赖的大臣之一，“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张均、张垍是张说的长子和次子，虽然能力上与其父略有仿佛，但政治眼光则根本无法相比，在关键问题上更是见利忘义，是非不分。

张均在开元、天宝年间，曾任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大理卿等官职。张均善作文，有能力，有一年考核竟被考为“上下”，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也正是因此，张均一直认为自己应该位居宰相，而现实则是他总是在侍郎、尚书、大理卿等“省部级”位置上徘徊，这令他非常郁闷，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他竟因为自己对朝廷的不满而投靠安禄山。安史之乱平定后，张均被判死刑，后来唐肃宗看在张说的面子上，才又将之改判流刑。

张垍娶了唐玄宗的女儿宁亲公主，备受玄宗宠眷。据说有一次玄宗来到张垍内宅，问道：“（陈）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张垍听到玄宗的问话非常吃惊，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玄宗又说：“无逾吾爱婿矣。”尽管玄宗非常赏识张垍这个女婿，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能让其高就相位，这令张垍大为不满，于是安史之乱发生后，他也与其兄长一样，投靠安禄山。

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叛国投敌，在当时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当逃到咸阳时，玄宗问宦官高力士：“昨日仓皇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高力士回答说：“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然而，事实却是兄弟两人均叛国投敌!

是什么让贵族后代们“分道扬镳”
以上我们描述了唐代贵族后代的两种不同结局，这自然并不代表着贵族后代的全部，但由此我们也可对这个群体管窥一斑。从我们上面的描述来看，唐代的贵族后代并不都是将门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也不都是虎父犬子，老子英雄儿混蛋，他们中有卓荦不凡之士，也有猥琐平庸、为非作歹之徒。为什么同样生在崇尚诗书礼乐的贵族之家，日日锦衣玉食，最后走上的却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我觉得首先与家庭环境、社会影响、政治因素等有关系。

如果房遗爱没有高阳公主的同恶相济，如果张均、张垍兄弟能够适时得到朝廷的重用，如果宋璟之子在初犯法时就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也许他们就不会在违法乱纪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说不定还会取得骄人的成绩。个人自身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因为人毕竟不完全是受制于环境的动物，是有自由意志的，凭着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作为还是不作为，行善还是作恶。如果父辈的政治地位只成为自己花天酒地、放纵自己的保障，那么欲望的过分膨胀迟早有一天会将自己推向毁灭。

李德裕是富有作为的优秀将领，成长于同样家庭环境之中的宋璟之子们就和他相去天壤，虽然后者也一度官至高位，但其所最擅长的则是“沉湎酒色，恣为豪侈”，以致最后遭到贬黜，这不能不说是他们自己酿造的苦酒。而如果能把父辈的政治地位当作自己报效国家、造福军民的起点，那么在长期的不懈努力之后，一定会取得亮眼的政绩，甚至青史留名，李德裕也许就是不错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