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孙策的遗嘱看古代官场的潜规则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孙策在临终时对胞弟孙权说：东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但奇怪的是，孙权并没有让张昭当可问内事的丞相，而是让比张昭资历浅的顾雍当了丞相，并且达十九年之久。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顾雍最大的优点是沉默寡言；而反观张昭，他不仅性格严肃，并且多有直谏。特别在赤壁大战之际，张昭直言主降，让东吴最高领导人孙权深感失望。

性格决定命运，因此，张昭根本就没有做丞相的命。张昭为什么做不成丞相，有人归纳成三大原因：

    其一，张昭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也急于发表，本意是想供上级领导决策时参考，然而言多必失。

    其二，张昭对上不恭、不善逢迎。而顾雍则能处处注意维护上级领导的形象和尊严。这样识趣省事的部下，做领导的谁不喜欢。

    其三，张昭为人矜持、过于清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早年十分好学，少年时就博览群书，同琅邪赵昱、东海王朗等人在当地很有名气。弱冠之时被州郡察举为孝廉，但是张昭并没有接受，反而和王朗等人一起公开讨论君王避讳的事情，并和当时的汝南主簿应劭展开笔墨之争，得到州里名士陈琳等人的称赞，由此名气大振。徐州刺史陶谦举荐张昭为茂才，张昭还是不去。估计是张昭在这个过程中处理的不好，弄得陶谦以为张昭是看不起自己，一气之下就把张昭给抓了起来，幸好由于赵昱等人的极力营救，张昭才得以释放。但是直到张昭被孙策纳入麾下的十几年时间，张昭一直是隐身于山野之间，并没有在仕途方面进行发展。这和当时纷乱的局势及清流名士的风气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张昭的性格应该说已经基本定型。这也就是后来陈寿在《三国志·张昭传》中所提到的：“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这种性格对于张昭一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其实，纵观古代官场，像张昭这样性格直率的官员并不多。清朝乾隆皇帝就曾有一句“名言”，就是“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这话是对朝廷重臣大学士说的，但却有一种示范效应，因而大小官员都学会了循规蹈矩，整个大清王朝都弥漫着“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的氛围。

    后来，清咸丰朝重臣曾国藩也说，嘉庆、道光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通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他预见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肯定会有缺乏人才之患。

    著名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在《文化形态史观》一书中，对官场秘诀也有不少描述：“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

    一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晚年，他的门生请教官场之术，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型的官僚的形成，是官场千年风波冲刷激荡磨砺的结果。

    二是圆滑避趋之术。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之间钩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就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顺利地做官升官。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三是唯上是从。在官场上，上司对下属的升迁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级，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级则可能官位不保。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级的大都掌握了一条诀窍：唯上是从。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说，唯唯称是就行了。

    说起来，清代官场早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宰相明训”，这对于已爬上高位的比较适合。而对于那些正在官场金字塔上艰难爬行的人，就不能少说话，而是必须嘴要甜，口齿要伶俐，要会说官话。当然，会说话更多的时候意味着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做官样文章。清代官场有一案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陈其元代理南汇知县时，上级领导接连发文要陈其元办理掩埋暴露各处尸骸的事情。陈其元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城乡远近各处，直接经办。历时三个月，共埋葬四万多棺，但因故还有一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其元可算的是三国张昭性格一样的官员，直言将实际情况向上级领导作了回报。同时，另有一县，仅掩埋一千七百棺尸骸，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后来上级领导下文，认为掩埋一千七百棺尸骸的知县办事认真，为此记了大功；而南汇县因为还有一万余棺尸骸没有下葬，陈其元被申饬一番。当初，南汇县上报时，陈其元的幕僚本来粉饰其词，以“掩埋净尽”作为初稿，陈其元却十分认真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下一年就不能再办，这一万多尸柩最终将暴露在外。”经历这件事以后，陈其元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饰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