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衍生另类“堵车文化”

堵车，我想已然不是“首堵”北京的一大特色，而是成为各大中小城市的一个通病，就连自己这个4,5线城市，在上下班的高峰期，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道路拥堵情况。有司机朋友这么说：“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龙，想着遥不可及的目的地，抱着方向盘，开始常常怀疑人生。这要提升幸福感，不容易。要降低幸福感，很容易，一堵车，就大降。”利用广东某官员的话，这限购令出台，是降低老百姓的幸福度，那么，如今当有车一族，每天堵在车水马龙的中间，进退维谷之时，这幸福又在何方？

有专家统计过，北京汽车总量达到第一个100万辆，足足用了48年的时间；但从100万辆发展到200万辆，只用了区区6年半的时间；仅过了两年半的时间，现在全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250万辆，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突破第三个100万辆。 汽车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道路的修建速度，因此，有人把堵车的矛头直指汽车业的迅速发展。比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应该依靠价格的作用来使供应和需求保持均衡，简单地说，就是提高车价和使用价格，这样，买车和用车的人少了，就可以实现“永不堵车”。

只可惜，茅于轼是经济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他不明白，对于堵车这样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价格杠杆是行不通的。对于京城堵车的更深层次分析，应该是“汽车文明”的缺失和道路规划的不合理。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就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即在保护古都北京的前提下，将新城区和老城区分开，减低城内过高的人口密度、保持街道正常的交通量，同时，在新城区配备足够的住宅，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生，防止拥堵。可惜，这个方案未被采用。

为体现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气魄，北京展开了以紫禁城为中心的环路建设，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到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六环路。这种环路建设，被称之为“摊大饼”模式，而且已经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恶性循环。甚至有影视制作公司，以堵车为主题拍摄了电影《堵车》，更有网友调侃，当下的堵车俨然形成了一种文化，更有甚者，用调侃的意味篡改电影《大碗》里的经典台词，将堵车文化推向高潮。

而这种美其名曰的“堵车文化”；无疑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和心理现象，它实际上凸显的是一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需要一个排遣和宣泄的渠道。英国“口语用词出版协会”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34%的人认为堵车是造成心情郁闷、紧张的最主要因素，位列各项原因之首。

然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堵车文化”的出现，也是百姓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有利于缓解因堵车造成的急躁情绪，有助于行车安全和社会稳定。但也有专家认为：“堵车，是异化繁华的一个表征；堵车文化，说明市民的主人地位被大大降低，甚至沦为城市本身的附属品。解决拥堵的根本之道，是汽车文明的发展和对城市的尊重，是交通规划和建设的更加人性化。”那么，既然在短期内无法有效缓解堵车现象，那就套用编撰后的《大腕》的台词，让堵车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