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此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中国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从发生的第二年就开始纪念；也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90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结果，纪念越久，追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五四运动的本相却越纪念越模糊。最初只是纪念学生爱国运动；后来渐渐将“新文化运动”也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部分来纪念；再后来，纪念“五四”，主要纪念新文化；纪念新文化，又主要纪念“民主”与“科学”。

其实，五四运动是两场“运动”的组合：一场是政治运动，亦即学生爱国运动；一场是文化运动，习称“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突发性的，急风骤雨，暴起暴跌，前后持续不过一个多月；后者是渐进性的，其兴也缓，其衰也慢。笔者主张将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 1915~1918年为酝酿期；1919~1923年为鼎盛期；1924~1927年为后续期。

【《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是如何“混为一谈”的】

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或者说，它所提倡的“新文化”，还没有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实际上，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时，很难说有多么高远的理想，杂志最初也只是一个面向青年，提倡“德智体”，要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之类的一般性刊物。鲁迅就说过：《新青年》在开始的两三年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他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

杂志主编陈独秀，开始时也谈不上有多大知名度。这里可举一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担心陈独秀的资历和学历不够，怕教育部通不过，于是在申报时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经担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最初一两年，《新青年》的作者大多是陈独秀的一批安徽老乡，而且名不见经传。每期只印一千本，出版商赚不到钱，几次想中止出版，陈独秀好说歹说才继续维持。

一些学者认为，《新青年》创刊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还有的研究者说，《新青年》有一批很有名气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者最初并不有名，是后来才有名的。比如毛泽东在1917年给《新青年》投过一篇稿，当时毛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

《新青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这本身就是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分量，可引胡适的话为证。胡适分析“五四”文学革命为什么能够很快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文学革命的主张一下就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陈独秀到北大以后，拉了一批北大教授为《新青年》写稿，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这样一来，《新青年》由一个以安徽读书人为中心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后来吴宓等人在东南大学办《学衡》杂志，想和《新青年》抗衡，但搞不过《新青年》。他们对《新青年》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暴得大名”，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这块招牌。

【陈独秀怎样炒作《新青年》】
除了北大这块招牌，陈独秀为扩大杂志影响，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做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炒作”。怎么个“炒作”法？

第一招是文章“故作危言，以耸国民”，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二招是自己骂自己。编辑部假冒读者名义，写一封骂自己杂志的“读者来信”，同时又写一篇文章加以批驳，两文同时刊出。虚拟的正方和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骂的人百般挑衅，批驳的人淋漓刻薄，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效果，激发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第三招，挑衅竞争对手，拿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东方杂志》开刀。
《东方杂志》是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老板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在当时的都市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民国初年，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新青年》要扩大影响，首先面临《东方杂志》的竞争。陈独秀一直在寻找打压对手的机会。

1918年的某一期《东方杂志》转载了日本的杂志的一篇文章，文章引用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而就在前一年，辜鸿铭参与了张勋的复辟活动。陈独秀以此为借口，发表文章攻击《东方杂志》为“复辟”张目。当时国人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陈独秀的文章一出，《东方杂志》声望大跌，销量也大受影响，很多老读者、老订户转而订阅《新青年》。商务印书馆只好降价促销，最后不得不撤换主编。《新青年》很快取代了《东方杂志》在全国知识界独占鳌头的地位。

除了“自我炒作”外，还有一件事，也大大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这件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林琴南，思想相当保守。他对《新青年》的激进言论十分看不顺眼，于是想方设法攻击《新青年》。最初写小说讽刺，后来直接写信责骂。由于林琴南名气很大，他这一骂可不得了，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媒体竞相报道的结果，是《新青年》越挨骂越出名，销量迅速攀升。新文化也开始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新青年》影响扩大，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赶上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里仅举白话文为例。
胡适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杂志自1916年就有意主张白话文，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这样一来，《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并且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

可见，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潮运动”，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笔者另外想谈的一点是，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展，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区要滞后一些，比如福建。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及接触新思潮。1922年北大入学考试，国文题目有两道，其中一道是作文，题为《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没想到有不少外地的中学毕业生竟然不知“五四运动”为何事而缴了白卷。


【“民主”与“科学”： 挡箭牌还是具体主张？】

最后，笔者想谈一下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三年前，有人送我一套《新青年》杂志的电子版。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进行主题词检索。于是我首先检索了“民主”与“科学”这对主题词。

检索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也不过五六篇。

考虑到谈论民主和科学的文章不一定标明在标题上，我又检索了“民主”、“科学”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度。结果，“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的频度高一些，也只出现1907次。在总字数多达540万字的《新青年》中，“民主”和“科学”出现的频度都相当低。我也检索了“民主”和“科学”的同义词、近义词，检索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

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论著中，凡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谈《新青年》；谈《新青年》，必提“民主”与“科学”；提“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

该文并不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词，也不是杂志发表的一篇宣言，实际上是陈独秀为回应当时反对《新青年》杂志主张的人而写的一篇答辩书。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是下面这段约200字的话：

本志同人（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作者注），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如何解读陈独秀的这段话呢？
《新青年》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非常激进。这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以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1923年，胡适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反对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那些批评《新青年》的人“叫板”说：
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民主与科学，才算是好汉！
所以，“民主”与“科学”更多地是充当陈独秀的挡箭牌，而不是《新青年》具体提倡的思想主张。早在清末，“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就得到知识界的反复倡导，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了。《新青年》如果仅仅是老调重弹，就不会惊世骇俗。所以《新青年》很少发表文章讨论“民主”与“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很多思想流派和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比如讨论过孔教和家族制度，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过白话文、世界语，讨论过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工人问题，讨论过俄罗斯、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事先并没有总体设计，也没有料想到四五年后会引发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所以《新青年》的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好的。杂志中的一些主张，在今天看来很有意义，当时却没有产生多大反响；相反，有些在今天看来已没多大“现实”意义的主张，在当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守旧派对《新青年》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白话文运动；一是反对孔教。当时中国新闻媒体对《新青年》的关注，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新青年》提出的其他思想主张，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讲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人们眼中的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差距，几乎只剩下“民主”与“科学”，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总之，《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新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声势浩然。《新青年》从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人们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很少注目。“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的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各有不同；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