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选拔神童 记忆力超群占优势

中国古代选拔神童 记忆力超群占优势

中国古人把那些幼而敏慧，才赋优异，“有特禀异质，迥越伦萃，岐嶷兆于襁褓，颖悟发于龆龄”（《册府元龟·总录部·幼敏》）的儿童同一般儿童区别开来，把他们称之谓神童，有时也称为圣童、奇童。

孟子认为：“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先民在无法理解一些现象时，确实往往喜欢将其归结为“神“的力量。有关神童的最早记载其实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如黄帝、颛、顼、禹、蒲衣子等，最早的神童与神灵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是神化的儿童，具有率领子民和自然进行抗争的能力，到汉代和唐代，关于神童的划分标准却渐渐明确起来。在现代，有专门培养神童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那么古代又是怎样选拔和培养神童的呢？

中国古代主要通过童子科来选拔神童，童子科萌芽于汉代，但尚未形成正式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方式以荐举为主。《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记载：“汉法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而且，儿童一旦被举为童子郎，即可为官，成绩优异的还可任尚书、御史等官职，“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能得为史”（《文献通考·选举考·童科》）。这是汉初萧何在他起草的吏律中曾提议的。

到唐代，童子科在科举考试制度中被正式设置，儿童参加童子科考试被称为“应神童举”。唐代的童子科有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在唐朝的两百多年间，时兴时废，开始于唐太宗、高宗年间(公元627年—655年)，但“广德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敕。孝弟力田科。其每岁贡宜停。童子每岁贡者亦停。童子仍限十岁以下者。至大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例考试讫闻奏。至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敕。童子科宜停。开成三年十二月敕。诸道应荐万言童子等。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合诣吏曹。未仕者即归礼部。文词学艺。各尽其长。此外更或延引。则为冗长。起今以后。不得更有闻荐。俾由正路。禁绝幸门。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

到了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五月，礼部侍郎杨绾发现童子科有使幼儿凭其小聪明而获官的可能，他奏请罢废了童子科。“停童子岁贡”是为了防止有些儿童依仗小聪明而升官，“恐成侥幸之路”。

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又重新设科，下诏要每年都要考选年龄在十岁以下，通一经兼《论语》、《孝经》者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等一同考试，但不再授官，只给任职资格。到文宗开成二年，皇帝下诏各道，禁止滥荐童子，“冀绝倖门”，但“虽是有命，而以童为荐者，比比有之”。到宣宗大中十年，对荐送童子又做了详尽的规定，为了保证童子科的质量，申饬诸道“荐送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须精熟一经，问皆全通，兼自能书写者”。

在汉代和唐代选拔神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汉代的神童是尚德型的，由于儒家思想在汉代正式取得了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仁义忠孝的道德标准在当时被确立起来，“孝悌”成为“以孝治天下”的汉代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等。孝父母、悌兄长自然也就成了当时人们衡量神童的重要标准。将孝敬父母而延及到兄弟。《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悌”，“孝佛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

孔融让梨、黄香温席的故事之所以在汉代时广为流传，也跟“孝悌”有着较大的因素。“孝悌”在汉代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但到了唐代，选拔神童的标准又发生了变化，由汉代的尚德型转变成了尚文型，更注重的文学的具体产物了，只要儿童在文学与记忆方面有突出才能，便可比较容易地被冠以“神童”之誉，《新唐书》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 《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的唐代诗人杨炯（左图），幼时即聪明博学，善属文，显庆四年（659）举神童。唐朝选拔神童的标准对后世亦有着一定的影响。后来的不少儿童因在记忆上有着超人的才能而被人称道和赞扬，如金太宗时，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通《诗》、《书》、《易》、《礼》、《春秋左传》、《语》、《孟》的事，就为人们津津乐道。唐代的这种推崇倾向经过唐、宋、元、明等朝代童子科的一再强化，即使到清朝时童子科已消亡，人们仍受其影响，对唐朝尚文型神童的推崇热情未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