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铜钱中间的方孔是怎么来的？

中国古代铜钱中间的方孔是怎么来的？

中国有两个开国皇帝，长相上可能有点对不住观众，一个是朱元璋，一个就是这横扫六国的秦始皇。要按《史记》的描述对他画张像，那简直比通缉犯还难看，司马迁说他是塌鼻子、细条眼睛、鸡胸，说话还带“豺声”(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眼睛不说了，爹妈给的。要说这塌鼻子、鸡胸、嗓音沙哑，还真有一定可能。现在有人分析，他从小就患了软骨症和气管炎，所以鼻子和胸挺不起来，说话齁娄气喘。当然也有可能他太刻薄寡恩了，后人这是糟蹋他。不过，不管他长啥样，没有秦始皇，就没有大中华，这功劳是否定不了的。况且伟人为什么就非得是“伟丈夫”(帅男人)？秦王嬴政39岁那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成了千古第一帝。紧接下来，他干了几件事，当今凡有初中文化的人，都能数叨出来，就是车同轨，书同文，坑书生，修长城，外加统一度量衡。其实还有一条不大被人提，那就是至关重要的统一货币。那年头的商人乃至普通人家，估计谁手里都有五六种“外汇”。咱们现在要是去一趟越南旅游，换一次越南盾就能把自己给换懵了，何况五六种！现在，塌鼻子的快刀来了，把你们这乱麻全一刀切了。从嬴政自号始皇帝那一年起，所有“外汇”、什么刀币、铲子币的——废止，所有珠宝龟贝乱七八糟的——废止，都不许拿来买东西了。

大秦帝国的的疆域上，只有两种货币可以通行，一是“上币”，就是黄金；二是“下币”，就是铜钱。铜钱还必须是大秦中央统一生产的，上写“半两”俩字，重量也正好是半两。这种秦朝的铜钱，后人就叫它“秦半两”。过去百花齐放是太乱了，都说不清货币是什么本位制了，可能乌龟壳也能做本位。现在，就是“金-铜本位制”，干净利索！秦法严苛，弄不好就剁鼻子砍头，这号令一出，那些外汇、宝贝，立马就成了古玩，搁在家里自我欣赏吧。这个“秦半两”的推广，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统一了币形。秦的铜钱是圆钱，外圆内方，从此“钱”的形状就固定了，一直流行了2000年，到民国初年才被禁用。这个带方孔的圆形铜钱，还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尼、缅甸，他们的货币，都跟了“秦半两”的风。有人要问了，铜钱的中间为什么要有一个方孔？为什么不像现代的硬币不带孔？

呵呵，这是个技术问题了。古代在铸造铜钱时，铸好了以后要打磨毛边，为了方便加工，就把半成品的铜钱穿在一根筷子上，打磨时它就不会乱转了。这就是方孔的作用。铜水注入此类“钱范”中，冷却后，再打磨掉毛刺，就得到了铜钱,后来有人做文章，把铜钱戏称为“孔方兄”。从此，孔方兄也就成了钱的另一个别号。孔方兄虽然出世比孔圣人晚，但它常常向孔圣人挑战。由于咱们民族是个务实的民族，所以，孔夫子常不敌孔方兄。到了现在就更是，孔方兄天下无敌，孔夫子只能靠于丹教授一个人发扬光大了。只有一个地方不大听话，那就是云南。以滇池为中心的那一片地方，从春秋晚期起，就使用贝币，祖祖辈辈用习惯了，秦半两也没影响到那里。一直到元代都开始发行钞币了，对云南也只能网开一面。到了明朝，政府强行在云南铸币，还是没人理。直到明末清初，贝币才慢慢退出流通领域。贝币到后来其实很不值钱了，明末一两银子，能顶500串贝币，但你挡不住云南同胞就愿意用它。也有相反的例子，据考古学界研究发现，华夏民族的贝币造币总厂——海南，恰恰就从来没流通过贝币。那个地方，从一开始有货币，就是孔方兄，大概是汉武帝那时候运过来的。也就是说，在远古的海南，贝壳就是贝壳，一钱不值，只有运到中原以后才有价值。这就相当于现在纸张和纸币的区别。

当时的海南人，很有些郁闷吧，守着满海滩的贝币，跟守着一堆废纸一样，只能出淤泥而不染了。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的债券信誉不良,秦始皇统一海内，商人最高兴了。从此壁垒打破，畅行无阻，四海一家，用一种钱，长一个脑袋就能记住汇率了。可是他们没高兴多久。秦始皇虽然客观上代表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但政治家的野心有时候谁也不代表，只代表他自己。灭六国后，本应让百姓休生养息，可他还在那里踩油门，而且踩到了极限。他做皇帝才11年，你看他折腾的:内修驰道、开灵渠、筑长城，外伐匈奴、征百越，每次大行动，都要耗费浩大民力。尤其在咸阳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共征发民伕70万人。还有当时服兵役的，在200万人以上，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人都被拉去服劳役了，商人还跟谁做买卖去？

再说，就算再大的财主，也禁不住这么扔钱啊！从后世出土的“秦半两”看，轻重不一，显然后期的铜钱已经不够分量了，偷偷在贬值。秦朝法律是最严的，说半两就是半两，可是连国家都不能坚守承诺了，偷偷刮老百姓的油水，可见实在有点顶不住了。秦始皇不管那个，他照旧浩浩荡荡出去东巡。我们就让他在路上颠着吧，咱们抽空回顾一下春秋战国时的信贷是啥模样。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亲身体验也告诉我们:有私有制就有穷富，有穷富就有借贷——人总不能活活饿死吧！

世界上最早的借贷行为，是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也就是现在老出事儿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些地方。古罗马也有借贷，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他们制定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首先规定的就是债务法。规定说:欠了债，要还，过期不还要蹲监狱；蹲监狱算是轻的，弄不好把你当奴隶卖掉或者处死——那时候哪个杨白劳敢不还黄世仁的钱？咱们中国的规模性借贷起于何时，不清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肯定已很普遍。而且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债券，就在战国末期。

齐国有名的孟尝君，放债的年息收入就有十万钱，靠着放债成了大富豪，白养了三千门客。过去我不知道这个，以为他是生性豪侠、出手大方，后来才知道他的钱来得这么容易，换了是谁，谁也小气不了。

那时候高官也公开放债，法律不限制。晋国大夫栾桓子，就是放高利贷的好手，名义上是借款给人家，实际等于受贿。有人不缺钱花，为了向他行贿，就故意跟他借高利贷，“上贡”的钱就以利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送给他了。

这招数不可谓不高明。可是，瞒得过老天，瞒不过众人。他的名声因此很不好，官场和民间都认为他是“失德”。

不过，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也不都是财迷。

有的人眼光就看得比较远。有一次宋国发生饥荒，大夫司城子罕就建议，国君应该“出公粟以贷”，也就是把国库的公粮借给饥民。他还建议，要命令高官们自己也要出血，把自家的粮食也贡献出来。司城子罕不光叫别人这么做，自己也带头，借给穷人粮食不记账——愿意还不还，他根本就不打算收回。

这一来，饥民可算见到了大救星，《左传》上说，粮食放出来后，“宋无饥人”。在宋国的另一次灾荒中(这宋国真够倒霉的)，公子鲍还把自家粮食全部拿出来，借给贫民。《国语》里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多次下指示“弃责”。楚共王、晋景公、齐景公，都实行过“已责”措施。“已责”，就是终止债权债务，跟“弃债”是一样的。这些政治家们，脑子并没进水，他们知道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财富是无可估量的，那就是民心。他们不过是豁出一点钱来，“收买民心”。老百姓是知恩图报的，贤明的政治家们这么干并不白干，公子鲍就因为舍小家、帮大家，后来当上了宋国的国君，是为宋文公。

要是你光跟人家握握手、摸摸人家小孩脑袋，就指望百姓对你感恩戴德，那不是太幼稚了？齐国有个田桓子，准备夺取政权，在借给贫民粮食时，大斗借出，小斗收回，不仅不考虑利息，连本钱也没打算全部收回。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主动要求去替孟尝君收债。他到了薛城，让官吏把欠债的人都召来，逐个核对了“别券”，而后一把火烧掉。欠债人喜极而泣，“民称万岁”——这该给孟尝君争取到了多少民心！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光是嘴上说要富民，却一门心思要把老百姓兜里的闲钱给挖走，那怎么能坐得稳？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高官，就是这样，有笨的、也有聪明的。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得是好是坏，就看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主子了。

孔子在财经史上只是一名小角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孔子，在我们这个钱的历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不过在财经方面，他可不是什么“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是个兢兢业业的基层小干部。孔子的出身，最早先是宋国的王室，甚是了得。后来祖先在###中失利，逃往鲁国，渐成破落贵族，他的父亲，史籍上习惯称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的一个武官，战功赫赫，还创造过以双手托起千斤闸门，掩护战友撤退的奇迹。这个事迹，几千年后让鲁迅先生激动不已，很想自己也做一回肩扛闸门的猛士。但是历来这样拼死命干的人，往往官都做不大，孔子的父亲终其一生只做到“乡邑大夫”。这个官，好听而不中用，比屈原那个“大夫”差得远，只是个乡镇级的小官。

孔子早年干的小官，是不入流的，连正式的“出仕”都算不上，直到50岁以后，才当了几年高官。但他从30岁起开始做的民间教育工作，让他扬名天下，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他的思想，就是在今天，也被于丹阿姨煲成“心灵鸡汤”，温暖着千千万万的人！他之伟大，还在于说的都是大实话，没有一句是让人听不懂的。他发迹后，齐景公向他请教治国方略，他回答得很朴实，但是一针见血:“政在节财。”你看现在，他的话不还是真理吗？那些只会搞“政在破财”的人，到今天不还是要让人气得吐血！

毛泽东在还没批孔时，对孔子的那一套思想遗产还是很重视的。1949年他在新政协会议上见到会计界的老前辈徐永祚，还幽默地称呼徐先生为“孔夫子的同行”。能做得了“鄙事”，才是成功的基石——帅小子们可要都记住了。那种命运超级好，干什么都一帆风顺的人，上帝早晚要灭他，这里面没什么道理可讲。在当今金融危机影响下，工作难找，薪酬又低，但是别忘了:能不能做“鄙事”，那是上帝对你的考验。说不定，做了一份“淡得出鸟”的工作，反而有希望将来流芳百世！

古代金融界的一杆孤独大旗

前面我说过，做人要做“国际象棋手式”的人，看问题要看到隐形的规律。规律从来就是隐形的，聪明人看得清，老实人看不见。否则怎会有人先富起来，有人赚不着钱只得号称“坚持理想”？什么是理想？理想是一种完美境界。而穷——温饱尚且吃力，配谈什么理想！所以我说，穷人不讳言自己穷，那才是真有救了。穷人要是嘴硬，用猪皮抹嘴，说“我很穷，但我的思想很富有”，那不是孔乙己？会下国际象棋的都知道，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从我方到对方有一条无形的对角线，谁先占住这个对角线，谁就必是最后的大赢家。这个对角线，没人给你画出来，你得自己会看。在金融界，这样的隐形对角线有很多，专门检验你脑子聪明不聪明、眼睛盲不盲。

在咱们中国，自从诞生了钱这个好东西，对它神化的有，对它赞美的有，对它鄙视的也有，但是对它能看透的人不多。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就出了最早能看透钱的人。那不是孔子。孔子门生满天下，而他，是一杆孤独的旗，名字就叫“单旗”。单旗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在春秋末年给周景王、周敬王当过卿士。“卿士”这个官，就是后代的宰相，总领诸臣的顶级大官。在他那个时候，就有“货币战争”，他就是第一位货币理论家。

他的理论，到现在我们的央行还得遵循，不遵循，就要出乱子。——人之伟大，就要伟大到这个程度，两千年后，人们也离不开你。“孔家店”现代以来至少被砸烂了三次，中国人照样活，活得好不好另说。而单旗先生这杆旗，你要是砍了，第二天咱们就都别想活。他所伺候的周景王，是个穷王。因为王室衰弱，财政上相当窘迫，连喝酒的酒具都要靠各诸侯国赠送，于是他就想“铸大钱”，以解决问题(见《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