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无诤臣诤友诤子：为何明君身边诤臣多？

人不可无诤臣诤友诤子：为何明君身边诤臣多？  

孔子说 天子要有诤臣七人 诸侯要有诤臣五人 大夫要有诤臣三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能听取臣下意见的明君都能善始善终，而那些只喜欢臣下对自己阿谀奉承的昏君均不得善终。

秦二世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一听到民间有人造反就不高兴，如果有人说：“那只是普通盗贼，地方官吏全力追捕，已将盗贼全部抓获，这些小贼小盗不足为忧”，他就很高兴。结果“遍地皆反者，内有叛臣”，秦二世还不知道。秦二世被叛臣所逼，临自杀前问身边唯一的宦者：“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回答说：“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

君子要纳谏，在用人方面不可不用敢提意见的诤臣。孔子认为，诤臣的有无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曾子全书·仲尼闲居篇》记载了孔子论述诤臣、诤友、诤子的一段话：

曾子曰：“敢问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矣！是何言矣！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弗诤于父，臣不可以弗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不向父提意见不算孝子

孔子论述诤臣、诤友、诤子的观点是从曾子问孝道的问题引申出来的，曾子的问题是：当儿子的不管什么都听从父亲，算不算孝呢？孔子的回答很明确，如果父亲的指令符合正义之道，做儿子的当然要听从，但当父亲有不义的言行时，做儿子的一定要直言劝告，据理力争，使父亲改正错误。不管对不对都听父亲话的儿子，不能算是孝子。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孔子列举了古人必须有诤臣、诤友、诤子的事例。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认为，一个人地位越高，管辖的范围越大，所需要的诤臣就越多。身为天子必须要有诤臣七人，才能在治天下无道时“不失其天下”；身为诸侯必须有诤臣五人，才能在治国无方时“不失其国”，身为大夫必须有诤臣三人，才能在治家无道时“不失其家”。另外，身为士人必须有诤友，才能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声誉；做父亲的有诤子，才能避免做出不义的事情。

明君身边诤臣多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明君身边都有一批诤臣。刘邦有樊哙、张良、周昌、叔孙通等敢提意见的大臣。刘邦占领咸阳（今西安）后，曾想住在秦始皇的皇宫里面，把秦朝的财宝妇女据为己有。樊哙及时制止了他，樊哙说：“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张良也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开明的刘邦接受了樊哙和张良的意见，马上还军霸上。

刘邦晚年宠爱戚姬，戚姬生赵王如意。刘邦觉得太子仁弱，而赵王很像自己，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周昌、叔孙通、张良等大臣先后多次进谏，后来张良又建议吕后请出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位老先生出山辅佐太子，才使刘邦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唐太宗李世民身边的诤臣也不少。如魏征、虞世南、马周等，尤其是魏征，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诤臣。《资治通鉴》记载：“魏征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

李世民曾经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自古明君不仅纳谏，而且鼓励大臣进谏。如汉文帝曾多次下诏命诸侯公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重用诤臣张释之、申屠嘉等人。

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为鼓励臣下进谏，曾立下誓言不因臣下与自己意见相左而置人于死地，并将此誓言纳于太庙，传及子孙。

启示

既要多提意见 又要全身而退

进谏是一门很高的艺术，要讲究方法。

《汉书》的作者班固认为进谏的方法主要有五种，他在《白虎通德论》中指出：“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顺谏者，仁也，出辞逊顺，不逆君心。窥谏者，礼也，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指谏者，信也，指者，质也，质相其事而谏。陷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讽谏”就是在祸患尚在萌芽状态时就提醒君主，“顺谏”就是以谦逊的态度提意见；“窥谏”就是看君主的脸色见机进谏；“指谏”就是按实事求是的原则提醒君主；“陷谏”是直言极谏，即使触怒君主遭杀身之祸也不顾。历史上大多数臣下向君主提意见采用“顺谏”和“窥谏”，智慧高的大臣则采用“讽谏”，而以“指谏”或“陷谏”方式进谏的人也不少。

孔子最欣赏“讽谏”，《说苑·正谏》记载：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君危，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通过“讽谏”既提了意见，又保住了君主的面子，从而得以自全，可谓两全其美的进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