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易装”的伪娘：从张国荣到刘著

“性别易装”的伪娘：从张国荣到刘著

小时候看过一套漫画叫《乱马1/2》，故事情节早忘了，只记得漫画里的主人公遇到冷水就会变成女孩，遇到热水又会恢复男儿身。这种可以让人的性别在某种条件下自由转化的假想听起来确乎是有点荒唐，但是毫无疑问的，它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愿望。到后来，我在书里看到林奕华的文字，说“假如性别是四季的衣裳，可随人间的不同条件而添置替换，我的衣橱必定比现在的大上一倍。”我便更加确信。作为香港同志剧场的工作者，林奕华明确的将衣服和性别关联起来，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破传统两性的二元对立。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自己的书中毫无保留的表达着自己对哥哥张国荣的爱慕——在香港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在过去的几十年，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个能像张国荣一样将自己的双性特征演绎出这等魅力的明星了。

作为明星的张国荣，其魅力很难用简单的词汇去一一罗列出来，但是“性别”和“服装”这两个因素在他的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一方面他毫不避讳的坦白着自己的双性恋倾向，并且在演唱会上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赠送给挚爱的唐唐，甚至面对狗仔的镜头也依然毫不畏惧的牵起他的手；另一方面，洋服专家的父亲以及在英伦攻读纺织和时装的经历都赋予了张国荣对衣着超前的品位，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以红艳的高跟鞋配唱一曲《红》，以及男男的探戈舞都引发了其他歌手如刘德华、郭富城、谢霆锋等人的争相模仿。他不仅用自己的品位、能力和魅力模糊了性别的界限，甚至还以歌曲、电影等媒介方式来阐述性别与服装彼此解放的可能性。他虽然不是第一位尝试“性别易装”的人，但却是影响力最大的，自然也就受到了传统媒体的摸黑、攻击、非议和不解。从他几度退出歌坛又复出就可以看出，虽然对这个舞台无比的留念，但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深切的体会到阮玲玉的那句遗言——“人言可畏”。恰如李小龙在生前备受媒体指责却在死后瞬间被奉若神明的遭遇一样，张国荣亦是经历着这样一个痛楚的破茧过程。终于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愚人节，他用他年轻的生命破茧而出，飞向天堂，才换来了所有人都理解——在痛过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哥哥只是比其他人走的快了一点。



随着张国荣的离世，“性别易装”的问题也暂时的失去了载体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直到前不久的快男海选，来自四川音乐学院的刘著以“男儿身女儿装”的亮相重新将这个话题点燃。令人欣喜的是，刘著同学虽然也引发了颇多争议，但并没有像张国荣一样遭到大众和媒体的过分责难，反而是屡次打断刘著唱歌的评委安妮玫瑰受到了一致的谴责。这不仅表明了社会对于“男扮女装”现象的包容和接受，更意味着原来被边缘化的群体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下开始登上主流的舞台。



其实“性别易装”的现象古已有之，无论是在古罗马还是古中国，诸如“花木兰”、“女驸马”这样的故事也成为了小说、戏曲等艺术形式反复描写的文本。只是，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如张国荣一般舞台上的“易装者”而不是如刘著一样在生活里同样“男扮女装”的人。似乎在舞台上就可以打上艺术表演的幌子，而在生活里就不行。毕竟，在传统文化长期的积淀中已经形成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人们依据颜色、款式等赋予服装以性别的划分：比如西装属于男性，旗袍属于女性，黑色属于男性，红色属于女性……走进任何一家服装店，通常都会分男装区、女装区，很少会有所谓中性的概念。即便那件衣服确实男女都能穿，店家一般也不会单独开辟出一块所谓的中性区域来摆放，而是依然要将其归入男或女的范畴。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这些不成文的规定和男女之间的性别界限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模糊化的过程。比如越来越多的白领女性穿上了黑色的经过改版的女款西装以凸显她们像男人一样的干练，而粉色也成为了男性表现自己柔和个性的选择之一。从这一点来看，“性别易装”所打破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性别符码和服装禁忌，更是颠覆了性别的等级与权力架构，是追求男女平等的一种体现。



刘著能在快男的舞台上走多远我并不关心，因为他作为现象人物的出现已经比他夺得最后的冠军更有社会价值。借用香港学者洛枫的话：“如果说，生理上的性别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对于易服者来说，性别易装却充满自主和独立自觉的意味了。”自主、独立，而不是“被怎样”、“被怎样”，恰恰是当下的中国社会最缺失的精神食粮。